日本电影大师今村昌平祭
袁蕾
●他是日本惟一两获金棕榈大奖的导演
●他曾以贩卖黑市香烟谋生，却被三船敏郎感动
●他希望追随黑泽明，却成为小津安二郎的弟子
●他与小津分道扬镳，历17年苦难，追查记录“被国家背叛的底层人”
“你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什么？”天愿大介回答：“电影不赚钱。看看父亲就知道了，拿了奖并不等于就能赚钱。”
5月30日，天愿的父亲、日本导演今村昌平，因肝癌医治无效在东京去世，享年80岁。
今村昌平一生还有很多称谓：纪录片导演、电影教育家、日本电影学校创始人、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两次得主——全世界只有5位导演取得这一成就。
“我们感到非常悲痛，今村先生是日本电影活生生的传说。”对今村昌平的去世，法国文化部长德瓦布尔这样说，而日本官方却至今未曾表态。
“到了今村君，终于出现了一个愿意表现日本战败的导演。”日本著名电影学者佐藤忠男这样评价。74岁的佐藤与今村相识48年，在1975年协助今村创办了日本电影学校，并于1996年接替今村担任校长至今。6月5日，去参加今村葬礼前，佐藤忠男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访问，他这样归纳今村的电影创作：“他欲望的形态展现了战后日本人从底层往上爬的形象，是战后日本电影界的代表人物。”
当天，出席葬礼的有包括350名电影界人士，他们在葬礼上齐声三呼“万岁！”今村的长子天愿大介亲手将父亲生前最爱的香烟、西装和未能开拍的《新宿樱幻想》剧本放入棺木陪葬。
葬礼结束之后，天愿大介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访问，听筒那边的声音疲惫而又彬彬有礼——天愿不跟父亲姓今村，“我的父亲在电影上没有给我特别的影响”，为了让自己能够独立发展，他在上大学时候给自己取了一个日本没有的姓氏：“天愿”。
“我叫天愿大介，但我依旧是今村家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电话那头的天愿大介一字一顿地说。
“一看就知道是大器晚成的钝牛”
“我父亲从来不玩音乐，也不玩书画古董之类有文人气质的东西。他经常喝得烂醉回到家里来，还往家里招来些不三不四的人。”天愿大介回忆起自己的父亲说，“第一次有人告诉我，我父亲是个著名的电影导演时，我一点都没感觉。”
1926年，今村昌平出生在东京，当时他的父亲已经42岁，母亲32岁。他的父亲是个医生，开耳鼻喉科诊所，收入颇丰——很多妓女都来找他治病。
小时候今村不爱读书、不爱说话，既没有显示出什么责任心，也没人发觉他有什么远大志向。
“他各科科目都不优秀，”今村中学汉文老师曾这样评价，“一看就知道是大器晚成的钝牛。”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今村只有11岁，不用参军，但他的两个哥哥都被召入了军队，没多久传来噩耗，大哥乘坐的军舰在天津塘沽港外被炸沉。
大哥战死、二哥下落不明、父亲的诊所因经济萧条而倒闭，1944年，刚刚高中毕业的今村不得不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职责。
他找了一份家教的工作，一个月干下来，今村才知道这户人家也没有钱。最后他们拿出家里珍藏的6瓶朝鲜烧酒，希望今村能收下抵作工钱。
今村拎着烧酒不知所措，怯生生地拿到当地黑市上去卖，没想到一瓶就卖出了300日元，比他该得的工钱还高。这笔买卖令今村家成为附近的“富人”，也让他找到了新的职业——黑市贩子。
他的黑市生活一直持续到“二战”之后很多年，成为全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还令他攒足了上私立大学早稻田大学的学费。日本战后满目疮痍，黑市交易非常活跃，今村要兼顾生意、学习和家教，大学成绩一塌糊涂。但学校的法语老师还是很喜爱学习西洋文学的今村，因为他能从这个学生那里买到很紧俏的黑市香烟。
后来，今村辞掉了利润微薄的家教工作，一下子多出一块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来，他去电影院看了黑泽明的《酩酊天使》。
《酩酊天使》是黑泽明“战后混沌三部曲”的第一部，也是第一部真正体现“人本主义”风格的黑泽明电影。今村一下子被这部电影迷住了，“谁能让三船敏郎这么烂的演员演起帮派分子时，竟然如此真实？那副嘴脸，简直跟我厮混的那些黑道分子一模一样。黑泽明一定是最伟大的导演，才能将他调教得这么杰出。”电影中不断出现小诊所、妓院这些今村昌平十分熟悉的场景——这部影片拍的简直就是他的生活。
几天后，今村昌平又掏钱买票，重看了一次《酩酊天使》，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看过两次的电影。
这两张电影票改变了今村昌平的一生——他立志要拍电影。
1951年，今村大学毕业之后，找到了黑泽明所属的东宝影厂，希望能给黑泽明做副导演。不巧的是，东宝因为左翼运动引发的工潮而焦头烂额，连黑泽明也无法开拍新片，所以不招收新人。
今村只得转报松竹大船影厂。
他不喜欢松竹，在自传中，曾这样评价：“松竹是日本成立最早、思想最守旧的影厂，员工平均年龄44岁。”
松竹却不是想去就能去的，超过2000人与今村同时报名，而影厂只收7人。今村究竟是怎么从2000人中脱颖而出的，已无从考证，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从此进入了电影圈——第一份工作是担任小津安二郎的副导演。
“只有丧失情感的人种，才能成为导演？”
“我是猜拳猜输了，才到小津组拍片的。”今村昌平从来都把进小津组当成一件很沮丧的事情。
今村昌平常被冠以“小津传人”的头衔，今村与小津两位电影大师“分道扬镳”的故事也成为电影界的传奇。事实上，这两位电影大师根本不存在“分道扬镳”，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走上过同一条道路。
“小津希望描写人性美的一面，今村想要丑的一面、真实的一面。不管在选择题材上，还是在美学的爱好和情趣上，小津和今村在一切方面都正好相反。”佐藤忠男说。
今村进入松竹时，松竹采用的是学徒制：将新人分配进各个导演组，在影片上署名为“副导演”，实际上与导演是学徒与导师的关系。当时，松竹刚好有7位导演，其中6位在片场拍戏，小津在奈良拍《麦秋》。
在当时日本年轻人的眼中，木下才是这 7名导演中的真正电影大师——几乎所有进松竹的人都投报了木下组。电影厂为了平衡，让年轻人猜拳决定——今村就是“受害者”，其他人哪怕没能抽中木下组，也都马上加入各自的剧组开始干活了，而今村只能呆着苦等小津回来：“他们去拍麦子了，迟迟都不回来，让我苦等了两个星期。”
今村被任命为小津的第五副导演，收入真正“仅够糊口”——月工资3000日元，刚好能买60碗阳春面。
今村不得不重操旧业，到黑市上倒买倒卖。
更令今村痛苦的是，他完全不认同小津所走的道路。
“战败让富裕的家庭和贫民家庭差别没有那么大了。战败之后日本很多人都下乡劳作去了，今村也是这样，这之后他才觉得只有底层的才是真实的生活。”佐藤忠男说，今村昌平探求的始终是活生生的人物，而小津对于这活生生的东西一概不感兴趣，他追求的是完美而洗练的样式。
在松竹的“学徒制”中，副导演由杂务干起，培训期长达10年以上，其间如果显示出天分，可以为导演写剧本。今村曾为小津写过多个剧本，都没获得通过。
“对于我们这些在黑市长大的一群来说，根本没有见过小津电影里那样的家庭。”今村昌平在自己的自传中说，“要说榻榻米，我们也只是看过黑市中那些又小又脏的而已。我的作品里，怎么都拍不出像小津那些白白的干净的高雅的日本客厅。”
在这段日子里，今村白天在影厂工作，晚上去黑市倒买倒卖，回到家里躺在床上看哥哥遗留下来的左派书籍，用他的话是：“读着红色的书籍，卖着黑色的东西，看着白色的电影。”
这种生活，令今村对电影产生了怀疑，“是否只有丧失情感的人种，才能成为导演？”他这样问自己。
随着今村在小津组日渐显示出才华，学生与老师的分歧越来越大。
1954年，今村写出一个名为《猪肉与军舰》的故事，交给小津审查。小津看过剧本后，厌恶地问：“你为什么总想拍这些蛆虫一样的人？”
“我将书写蛆虫，至死方止。”今村回答。
同年，今村昌平从松竹影厂辞职，跳槽到重组的日活影厂。
“像猪一样吃食、不知羞耻的男人们”
日活曾是日本惟一能与松竹抗衡的老牌影厂，其创作部门在战争中被近卫内阁成员小林一三拥有的东宝影厂吞并。1953年9月，日活发表“再开自主制作声明”，重建创作部门——方法就是到处挖角，从松竹挖导演、副导演和演员，从新东宝和大映挖摄影和美术人员。
今村昌平就是在这股挖角风潮中被挖到日活的。
在日活影厂，今村继续当副导演，这次加入的是川岛雄三组。川岛雄三没有小津那么大牌，为人也更加随和，在他的班子里，今村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他开始兑现自己终身“书写蛆虫”的誓言。
1958年，今村根据自己的经历，为川岛创作了《幕末太阳传》的剧本：主人公是个骗子，长期混迹于妓院，故事的高潮是他搭救被卖进妓院的少女，以及密谋去烧英国领事馆。这部影片是川岛导演生涯的巅峰，在《电影旬报》评选的20世纪日本百部最佳影片中排行第五，介于小津的《东京物语》和黑泽明的《罗生门》之间。
“1950年代有很多人看电影，也有很多人投资，而且当时可以描写的东西很多，可以描写战争、建立民主社会……非常多的题材。”佐藤说。
1958年，日本电影年观影人数达到历史最高点，有11.27亿人次去看了电影，人均看了11.7部。“大映”社长曾宣称：“即使只挂上一块白银幕都会有观众来。”而当时日本影院仍坚持“买一张票，看两部戏”，所以对影片的需求非常巨大，一批年轻的副导演获得机会晋升为导演，拍出了大量反思战争和反映战后生活苦闷的影片，掀起了“日本电影新浪潮”运动。今村昌平、大岛渚、筱田正浩和铃木清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被称为“日本新浪潮四大导演”。
1958年，今村导演了处女作《被盗的情欲》，而且在这一年里一口气导了3部电影。
1961年是今村生命中重要的一年。这年，他导演了《猪肉与军舰》——就是当初被小津唾弃的那个剧本。
今村迷恋在电影中使用动物做隐喻，比如《樽山节考》里的蛇；《鳗鱼》里的鳗鱼。《猪肉与军舰》的宣传语就是“一群像猪一样吃食、不知羞耻的男人们”。
影片的背景是驻日美军基地，讲述了一个在美国海军基地外经营黑市猪肉买卖的黑道人物的经历——有美军就有卖春业，就有麻木的妓女和寄生的皮条客。皮条客最后转行去喂猪，站在一堆猪里说：“只有猪才能了解我。”影片在横须贺市拍摄，为追求写实的效果，今村搜刮集合了当时市内所有的猪——足足有1000头。
这种追求的后果是，影片超支400万日元，相当于当时一部主流电影的制作费。此后两年，没有影厂找过他拍电影。
“1950年代人们的理想就是富裕一点，大家充满了理想，但是到了1960年代，理想实现之后，人们发现富裕也没有什么可以高兴的。人们失去了目标，反战题材和反战思考也渐渐消失。”佐藤说，从战争中走出来的黑泽明、今村、大岛渚等导演，都无法停止自己的战后反思，“有没有名和能不能为公司赚钱，是两回事，今村并不是影厂喜欢的导演。”
今村的伙伴们也都是不被影厂喜欢的导演，1961年，大岛渚拍完《饲育》，变成了一个“不拍电影的电影导演”；铃木清顺在1967年被赶出日活电影厂，整整10年完全没有电影可拍……196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新浪潮”偃旗息鼓。
“愿为电影终身挨穷！”
拍不成电影，就意味着没有收入。今村不得不举家从城里迁往郊区，住在一座小山背后。
在那段日子里，今村最企盼下大雨—— 大雨之后，屋后山坡上的树林里会长出很多蘑菇。今村把蘑菇采回来，细细剁碎，包在饺子里。儿子放学回到家，咬开饺子，看到里面有棕色的碎末，会欢天喜地地大叫：“有肉吃了！有肉吃了！”“父亲一般不在家里谈电影的事情，他并不是一个豪杰，有时也会好面子，有时也会小气，但他的电影非常有趣。”天愿回忆说。
这些“有趣”的电影包括：追踪战后一名到城市为娼，像昆虫一样顽强依靠本能生存下来的村姑一生的《日本昆虫记》(1963年《电影旬报》年度10佳第一名)；讲述专拍黄色小电影的男人经历的《人类学入门》(1966)；描写远离现代社会的日本南方小岛上，一个弱肉强食的性混乱村落的《诸神的欲望》(1968)等。
进入1970年代，今村10年里只拍出了一部《复仇是我》。
当时，电视的普及大量挤压了电影的生存空间，使得拍电影更加成为一门微利的买卖。今村对电影的反感集中在表演方面，“电视剧这种东西，所谓演员的表演令人腻烦不已，怎么演都不是那么回事。”他曾这样说。
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但只有今村采取了行动——他创办了日本电影学校，“我创办这个学校，就是为了办自己的表演系，要打倒那些无趣、令人不快的演员。”
“个人创建学校，你必须有钱，今村却没钱。”日本电影学校教务长五十岚满已经在学校工作29年了，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他不顾一切地大笔借贷，另一方面四处向朋友求援，大概筹集了1亿日元，都是借来的。”
今村在日本电影圈中，以性格孤傲著称，当时很多人都很难相信他也会有求人的一天。松竹影厂前会长奥山融回忆：“今村君经常热情地跑来找我们所有电影业界的人，大家都说，‘今村君现在频频低下高贵的头颅’。”
北京电影学院从事日本影视文化研究的支菲娜曾访问过日本电影学校，对比起北京电影学院，“那里的条件真的很差，但学生们真的可以实际操作拍摄电影。”
电影学校令原本经济就不宽裕的今村更加捉襟见肘。
到了1983年，今村改编了深泽七郎的小说《楢山节考》拍成电影。今村的前辈木下惠介1958年时也曾将这部电影搬上银幕。“木下君表现得非常唯美，母子间非常温情。而今村君拍了动物性交的场面，拍了扔老太太的场面，拍了男人需要解决生理问题的场面，很残酷，不温情。”与今村合作22年的剪辑师冈安肇接受本报记者访问时总结。
这个“不温情”的版本，却为今村赢得了一座戛纳金棕榈奖座。当时今村根本没想到自己能够获奖，所以没去戛纳。影片获奖的消息传回日本，在庆功宴上，正陷于经济危机的今村很激动，挥舞着拳头发誓：“我愿为电影终身挨穷！”
今村一生获过5次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提名，但他却不喜欢出国，甚至连1997年《鳗鱼》为他赢得另一座金棕榈奖座，他也没去现场。只有一次例外——1983年，他的《贩卖妇女的人》获得提名，他得知消息后，决定动身前往法国。他要让更多人知道这部影片，因为这是集他13年艰苦的纪录片调查拍摄之大成的作品。
“他拍的纪录片不会再有人拍”
“1970年到1979年今村没拍片，是因为他在拍电视纪录片。没有人出资让他拍片，特别是拍他的战后严肃题材。黑泽明也等了5年才有电影可拍。”佐藤忠男回忆的时候语气中带着淡淡的哀伤。
1969年，“日映新社”请今村用旧新闻片剪辑一部日本文献集锦片，还起好了片名——《日本战后史》。
这本来是剪刀加浆糊的工作，今村却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与其只是对过去的资料进行编辑，不如将资料放给亲历者看，并请观看者当场回忆自己的生活和具体感受，用摄影机和话筒把当事人的讲述纪录下来。这样，影片才能真正呈现我们的战后历史。”
今村找到的是从小辍学做黑市生意的赤座惠美子，一个混迹于警察、黑道、军官、士兵中的女人。在影片即将结束时，她当着不懂日语的美国丈夫，用日语在镜头前说：“我和他年龄相差太大，早晚是要分开的。不过，在这之前只要能够取得美国国籍，可以继续在那里做生意也就足够了。”——《日本战后史》被今村变成了《日本战后史——女酒吧侍应的生活》。
“我最喜欢女人的下半身。”日本NHK电视台一直犹豫是否该把今村的这段发言删去——其实今村已经十分注意修辞了，否则他会把“女人”换成“妓女”。
由于小时候父亲经常给妓女看病，今村在父亲诊所里见过很多妓女。
今村成年后，一大爱好就是流连于酒吧。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不准年轻人去玩乐；战后束缚没了，大家就开始尽情玩乐。“当时的年轻人都喜欢去酒吧，今村也不例外。”佐藤忠男说。
1956年，日本政府颁布了《防止卖春法案》。实际上，妓女只是由“官娼”转成了“私窑”——娼业为近代日本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比如明治维新后到南洋的妓女。
拍完《日本战后史》，今村看到了大场升写的关于“Karayuki－San”的书——《季子》。季子出生于1899年的广岛，3岁丧父，10岁丧母，17岁从神户被卖到马来西亚，价格是500日元，其后被转卖不下5次，直到74岁才回到日本。
“Karayuki－San”兴起于日本江户时代，明治维新时期人数增加。这个词原意是“远赴海外的人们”，但由于在世纪初，日本人到海外当劳工的少，从事娼楼买卖的多，“Karayuki －San”便特指在海外工作的妓女，有人翻译成“南洋姐”——《望乡》里的阿岐婆就是“南洋姐”。
《季子》给了今村很大的触动，他将工作重心转到寻找和拍摄“那些被国家抛弃的人”上。
当时东京12电视台要做一组电视纪录片，找到今村。虽然今村对电视充满恶感，但拍不成电影的他依旧接受了拍电视纪录片的任务。
给电视台拍片的好处是：拍什么他们不管，只要按时交回给他们播出，并保证不卖给别的电视台；电视台给的费用也还算不少，而且拍电视的资金远远少于拍电影，。
今村找到制片武重邦夫、剪辑冈安肇等7个好朋友，组成8人的今村组，开始赴南洋的调查采访之旅。
“今村特别喜欢战后题材，他说过，战后，日本人有太多东西被国家所抛弃。”冈安肇对本报记者说。冈安肇已年过七旬，跟着今村做纪录片22年，纪录片不能养活自己，他另有一份赚钱的工作——拍色情电影。
1973年，今村组推出了让日本政府颇为恼火的电视纪录片——讲述“南洋姐”的《妓女的诞生》。这部纪录片将“南洋姐”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国家行为：国家输出女性来加强周边国家对日本的接受，哪怕输出的是从事娼楼买卖的女性；国家也“输入”她们带来的大量财富。
这部纪录片播出时，东宝影厂正在筹备将山崎朋子的小说《望乡》改编成电影。《望乡》是战后题材，又是讲述今村最喜欢的“妓女”，简直就是为今村量身打造的剧本。东宝希望由今村来导演这部电影。
今村仔细拜读了山崎朋子的《望乡》，合上小说，他告诉东宝：《望乡》，他不能拍。
不拍《望乡》的原因是——小说过于温情。他认为真正的“南洋姐”比阿岐婆悲惨得多，她们绝大部分到死也没有遇到像山崎朋子那样的同情者。他认为《望乡》没有揭示“南洋姐”现象下面丑陋的政治原因——是国家促使她们远走南洋卖淫，输出日本文化、获得经济收入，最后国家为了掩盖不光彩的政治，抛弃了这些妓女。
山崎朋子没有修改自己的小说，今村昌平也不肯让步，东宝只好找到熊井启来拍摄此片。
今村组的纪录片分为马来西亚篇和泰国篇，其中包括《追寻未归家的老兵》、《海贼》、《藤田上等兵三十三年未归家》等，“我个人觉得《藤田上等兵三十三年未归家》最能表现这种来自国家的遗弃感。”冈安肇说。
“今村在日本后无来者，”冈安肇在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他拍的纪录片在日本不会再有人拍。”
今村并非后继无人。1986年，在今村的支持下，他的学生原一男拍出了纪录片《前进，神军》———影片内容涉及对天皇制的批评及在二战期间日军吃人肉事件等敏感问题，尽管国内外对这部影片好评如潮，但各大电影公司慑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不愿正式发行本片。经过知识界的重重努力，影片终于在日本公映，连映26周，刷新了影片单院连映的纪录。 (许晓、支菲娜、庞黔林、彭永坚对本文亦有贡献)
《南方周末》2006年6月22日
